“中国最安全。”
这恐怕是当下许多国人的心声，与此相应的，则是“外面很危险”的想象。无论是五大洲水深火热的新闻，还是缅北电信诈骗，乃至最近日本排放核废水，从时事到影视娱乐，都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：边境之外就是洪水滔天。
我察觉到这一点，始于今年春熊猫丫丫回国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它在美国“受虐待”的各种传言，那种情绪之汹涌，连一些多年的老记者都跟我说难以理解。它在异国他乡究竟受了多大委屈，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关键是这种情绪隐约透露出的心态：外面是不友好的，只有“回家”来才安心。
6月，一名26岁的中国女子入住马尔代夫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后，门没关好，遭管家性侵。网上谈及此事，我看到有上千人点赞的一条高赞评论说：“都是在国内习惯了，出去都丧失警惕性了。”
微博上有一位“申启典”，去了很多国家，但他大红的原因之一，可能是他每到一处都会骂当地不如国内。一位在英国多年的朋友，看到他写的英国游记都惊呆了，感叹：“也够下血本的，真金白银周游世界，只为证明哪都没有自己国家好。”
我一位朋友原本想好了趁孩子暑假，全家去日本放松一下，但她那位已高二的孩子却强烈反对：“日本、美国都不安全，搞不好被绑架，到时我们就回不来了。”那还能去哪儿呢？他哪里都不想去，就在国内最好。
岂止是国外，在日本宣布排放核废水后，不少人都在网上哭诉：“可怜我的孩子，还没去海边玩过，就再也不能见到大海了。”占压倒多数的人，都对“吃海鲜”这件事表示拒绝或迟疑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海洋已经被毒化了，唯有远离海边才是上策。
这些当然都是一些时代的碎片，但将之勾连起来，就能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画面：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，原先那种“与国际接轨”的热切冲动正在消退，那个闪闪发光的“世界”（通常等同于发达国家）正变成危险的象征，最好离它远一点。
当然会有人试图从数据、事实等层面出发，劝说国人理性地看待，有时也嘲讽人们对“安全”本身的理解就是错位、可笑的，然而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所谓“安全”还是“危险”与其说是一个有数据证明的客观事实，不如说是一种基于主观感受的信念。
在此值得注意的是：中国人对“安全”有一种特殊的理解，那就是渴求万无一失的“绝对安全”，而这往往又驱使人们托庇于一个强大的权威之下。当人们抱怨国外“很乱”时，潜台词其实是：“怎么都没人管？”
前些天抢盐，有人竟一口气买了1000包，盐的保质期也就三年，这几乎可以肯定吃不完，他们为何如此疯狂？我想，他们其实不在乎过期，对他们来说那也是小钱，重要的是通过囤积获得一种绝对的安全感。这三年多来的遭遇，也强化了大家囤货的本能，无论如何，囤点总归有备无患。说到底，那是一种内在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。在这次事件的评论中，有这么一句乍看最为奇怪：“既然安全为什么还要排海？他们国家内部消化就可以了啊，他们可以饮用，也可以浇花浇草洗衣服。”这种逻辑的意思是：管好你那一摊事，自家内循环，肯定是垃圾才往外扔。确实，我们经常看到的社会现实就是如此：很多人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但在公共场所则无所顾忌。从这种角度出发，日本就被人格化为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。不仅如此，这种安全观本身就要求彼此隔绝，最好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，别给人家惹麻烦就是美德。有人把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检验等相关信息转发给亲友，但得到的答复可能是：“这些机构早就被买通了！”——也就是说，关键点不是信息的质量，而是很多国人从根本上就抱有一种对外人（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国际组织）的不信任感。
如果你内心就觉得“他们”都是串通一气的坏人，“我们”才最无辜、可靠，那么涉及到多国的很多问题也就无解了，因为这根本没得谈，只能以对方屈服认错告终。谈起此事，有朋友感叹：“我觉得其实中国人讨论日本排海的意义很小，因为根本形成不了对日本的制约，也形成不了有意义的监督机制，唯一能形成的只是恐慌与自损。”问题就在这里：如果你谋求绝对安全，又无法让他人按自己的要求行事，那结果很可能就是走向自我封闭。
中国社会的这种心态由来已久，不安全感其实源于抗风险能力很低，虚弱的个体难免更容易陷入恐慌。问题的关键不是外部环境有多危险，而是个体难以独立面对。
易小荷《盐镇》一书中写到四川一个小镇上的生活：有人为她打扫了两天卫生，“有点担心这个外来的人是不是骗子，就怕我会拖欠她一千块钱的工资”，“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‘信任’这个词在这种地方的底线有多么低”，任何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外来人，都可能有有敌意、不可靠。老妇秀娥所说的话，可能很多国人都有共鸣：“我这一辈子，吃过太多亏，受过太多骗了。”这些年高速的现代化进程，既让人发财致富，但也拆散了原有的纽带，让无数个体在没有强大保护的情况下，独自面对不可测的风险。很多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们很自然地觉得外部世界是更不安全的，相比起来，生活在自己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要舒适、自在得多，不会有任何陌生、不可控的风险。这已经不是早先那些贫穷、孤立的小农社会景象了，如今富裕起来的许多人也已失去了早先那种开放、拼搏的冲劲。十年前就听宁波籍同事说，家里一直催着她回去，“因为现在宁波家长的普遍想法就是：老家挺好的，你一个人在上海那么累干嘛？”我后来渐渐意识到，这绝不只是宁波一地如此。在很多国人心目中，以往“出去讨生活”只是迫不得已，并不是发自内心地享受那种开放多元的经历，他们真正喜欢的，还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既然如此，国外又有什么好的？何况到了国外，就再也没有强大祖国保护你了，就像古代传说中描绘的那样，跨出地界之外，外面就是妖魔鬼怪出没的陌生世界了。《三体》里的“暗黑森林法则”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折射：误认为外面世界友好的人，将会付出代价。在时代的风暴中，无力的人们所能设想的安全感就只能是权威所提供的强大保护。凡尔登战役中，一位躲在隧道里避难的法军中尉有句名言，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：“处于炮击之下的人所能体验到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是，在自己头上有一座大山庇护着你。”公平地说，这也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。完全开放、自由的流动，对世人而言是无法承受的，无论是出于安全还是区隔，任何一座现代城市都出现了大量“恐外的领地”：“限定离散领域有助于产生识别感、社区感和居住其中的人们的安全感，其最终发展方向是设大门的封闭社区。”（《城市设计的维度：公共场所-城市空间》）这是我们的隐喻和宿命吗？
我知道，当下的转变并非偶然，也清楚它自有其深沉的动力，但这也正是我所担忧的——毕竟，上一次“中国转向内在”（China turns inward）让宋代以降的国人失去了世界，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痛。对跨越边界的流动保持开放，这不是忘本，甚至也并不只是冒险，而是文化灵活的体现。对安全感的渴求是人之常情，但这不应意味着我们拿自由去交换。因为对外部的恐惧所带来的自我封闭倾向，势必导向自我限制，最终无法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感受到无限。